「我希望您為我做一件事，您去隔壁的房間，為我把您的人生寫下來。您在一個鐘頭之內寫您的傳記。您的人生如何?告訴我您是誰。為什麼要為我工作?您的傳記要以這句話作結束：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

霍甫又躺了下去，開始耍玩他的球。他把秘書召來，由她帶我去一間小辦公室。

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沒什麼好說的。我幾天前才和一位電影製片說過，這人正在找故事，稱之為「素材」，他想勸我寫一個劇本。

「寫點新鮮的，」製片說，「把您非說不可的事寫下來，那就是最好的素材。」

這個好人，他活在哪一個世界呀?有誰想知道這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嗎?恐怖。美麗。冷漠。一種語言的形容詞夠嗎?

「我屬於那個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世代，」我說，「我們只需要功能罷了，我為了錢而寫，要簽約的，比較誠實。」

「但是您應該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吧?」

這位製片憂傷地望著我，而我像一個把一百歐元鈔票還給那位高貴的施予者的乞丐，還說出以下的話：
「謝謝，但我不喜歡您的長相。」

(Michael cornelius, 最美的時刻, p.7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