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保持平衡，想要做點什麼，想要為一些愚蠢的事道歉，想要得到別人的原諒。說不出口，或者說得太笨拙而被輕輕的擋掉了，你明白，誰都不欠誰什麼。那種不好受。

(還是給S)
1999，十四年前我們十四歲，那時我們還不認識。何欣穗的《完美小姐》發行，是錄音帶。幾年之後出了CD版妳買了然後把錄音帶送給我。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們下課把歌詞抄在小小的紙上，那時還非常流行傳紙條，可是我們不折起來，就一張，妳寫一句我寫一句畫滿整張紙。妳教我唱陶晶瑩的i feel blue，教我唱ciacia的自已餵狗，我們都覺得miss perfect就是在說自己，it's not ok裡那些歌詞「這世界總是讓男人得逞/了不起/讓我做徹底破壞規矩的人」，「你的咖啡不夠熱/啤酒不夠冷/都不是我的責任」，幾乎是我們某種女性主義的啟蒙，分心太悲傷，可是「你有彩色的面具/多變的表情/我只有/黑色的影」那種少女只能模糊揣想的複雜，或者一有人開口唱「everyday's a holiday」，另一個人就會跟著接「手指也會跟著/跳芭蕾」，以及那首非常迷幻非常快樂的2:54，叫吼著唱歌，很爽。可是那些B-side，我不想說話，十個氣球，都是妳唱了好幾次，我還沒學起來。後來那場在高雄的穗好巡迴，我和大學的朋友去了，買了EP害羞排隊簽名合照，後來回到台北工作，四十歲生日趴兼(暫時)告別演唱在河岸，我們去了，不想離開可是就要沒有捷運，離開時她正唱著黃色太空衣啊，她說頭髮那麼長是因為很害怕不知道要和理髮師說些什麼便一直沒有去剪頭髮，後來屋頂音樂她和馬念先應景地唱了屋頂，也在那裡第一次聽到後來成為單曲發行的我們快樂的向前走，單曲發行的時候我正好在書店工作，我知道妳一定會喜歡。後來台中風和日麗她和黃小楨穿著溜冰鞋出場大唱Micheal Jackson的Beat it，笑翻整場人，後來台北市長選舉，我很驚訝她去幫忙製作競選歌，即便如此Here to stay還是很好聽，我佩服她的政治表態雖然有些疑慮，我們都非常期待a better world可是，又那麼害怕傷害。我更喜歡她隱藏在九月露營人裡的she doesn't want to go home，lost in the wood，我是完全不懂編曲什麼的，但那種電子節拍完全對味，忽忽有一種，我們都變成什麼樣的人了呢，陌生又輕盈的感覺。妳知道那捲錄音帶還在嗎，就在書架上。很奇怪的，彷彿那麼多年過去了，我們還在，何欣穗還在唱，再怎麼改變也還令人安心。

(!!我竟然忘記我們一開始應該是在唱倒楣的啊!!!「我摸了口袋/想抽根菸/打火機/掉在車裡面」)

H老師說得太好，覺得自己寫得很爛的此刻也哭了出來。全文照抄，提醒自己。

Huimin Chen：「今日傍晚飛車新竹回清大口試一篇碩士論文計畫，沒料到竟然花了兩小時。這是我口試的第二篇論文大綱，第一篇是講龍發堂的，這一篇是監獄（但其實不是真的要講監獄），兩篇都是我的研究興趣和領域，看見有學生有興趣在做，我也高興。想起2000年我在清大人類所碩論大綱口試時，想來都有點不好意思，因為當時的情感壓力很大（也是後來十幾年來的高壓來源），總是動輒得咎，我竟然在和教授一來一往間哭了出來，當時覺得自己想說的被誤解了，口試老師憑什麼這樣子指責我，他真的懂我要幹嘛嗎？但這位老師，卻是在一年後的final defense上，最支持我的一位，他說我在討論精神病人時的mental illness華文化用「不舒服」字眼，是很好的，替我戰了精神科醫師和醫療人類學的老師。而在那次很丟臉的痛哭後，我在任何學術場合上，不論自己是什麼身分和角色，都可以平起平坐地全神貫注地投入在我所思所想所關切地儘量用最大誠意去互動去聽意見，也不輕易放棄任何有質感的討論機會，不管對方是誰。也因著那樣的經驗，在這兩次的口試裡，我都期待自己能夠體會到對方想要表現的有感覺的想要處理的到底是什麼，提供早一步以及早讀了點書和多些經驗的意見，希望能協助對方在真正寫作論文前，可以多少有點幫助。雖然我自己是民族誌田野經驗研究的愛好者，但我並不覺得沒去過就不能做（不然多少理論家都要中槍倒地？），或者一定是要做經驗或實證研究，一點也不這麼認為。但，我認為，應該要有清楚的發問，可以協助釐清問題的閱讀，和自己有把握處理的文本資料，不在於相信真偽，而在於為啥對方會信以為真（而不是要去辯護或真的自己也跟著信以為真）。在碩論階段最甜美也最艱困的部分，是要證明自己是有能力自己操作一個研究的，發現問題、形成問題意識、可以找資料、有能力處理資料，自問自答。所以不要大，要有風格與文采，要知道自己在和誰對話，而這本論文的政治性座標又可如何標定？無論是對著弱勢行動的政治性，甚至是學術裡的政治性。其實大家難免都會一直自以為是，但當年的那些自以為是，又何嘗不是一種滋養的養分，是各式各類的象徵，在不知情的很久以後，會指引著現在的自己。光是這點，當時所沒有意識到的，到了今天，就興味盎然了。」

走失。散失。
迷惑不已。

忘記是哪一年，去那個將要"捍衛自身土地權益"的公聽會前的記者會，遇到那位我曾經在選票上滿心期待的年輕人。是足夠熟習運動的了，知道在什麼時候該放大嗓門，在官員含混回答時用力攻擊，滿腔熱血一片豪氣。不會(在任何地方)公然出現的是，某些不合時宜的地主偷偷詢問著，那如果真的…我們可以…嗎?律師的教戰守則，堅持拒絕，你們有這個權利。

當然。你們絕對有這個權利。(有人在引導你的選擇嗎?但有人引導，不可以嗎?決定與判斷的終究只是你，只是你怎麼去斷定自己的位置，你是否有某種不得不，而這些，是可以說出的嗎?)

幾年之後在課堂之餘，同樣滿腔熱血一片豪氣的幾個女孩因緣際會深深涉入了另一場抗爭，中間下課，在兩個人抽煙之際我咬著麵包問著情況，女孩們告訴我一些事，然後說你該去看看那裡很缺人，都沒有什麼媒體願意去。鄉親都很好鑰匙都插在車子上某個阿姨煮的菜非常好吃。

那些其實是無法切割開來的，我是指那些環環相扣的地方關係與警政商關係，而你選擇了怎樣的位置便影響了你對整件事的看法。你沒有加入你沒有參與你並不置身其中，你的熱烈便顯得尷尬。但令我著迷的是那種暗暗的、突如其來的吃噬，在被視為背叛與不得不之間的掙扎，每個一人與他她自己的糾纏，而比較不是那樣光亮著叫吼是非對錯的對陣。有時候都會覺得好像接近某種精神分裂的狀態，確立一個位置不是容易的多嗎。那可能是我最想弄清楚的事，可是這些實在太教人疲倦了



「你聽見了我吧／你聽見了我嗎／
記著我笨拙的說話


你經過了我嗎／就帶我走了吧／你懂不懂 你懂不懂」

有點太早，可是清晨很美。

感冒加重，狠狠吃巧克力餅乾。

可能是真的吧。換好了床單，收拾幾疊紙，把夾在書櫃裡的藥袋拿出來打算拿去醫院回收，擦了擦一些CD上的灰塵。過兩天，再把衣服收拾好，兩個星期後得把東西都搬出宿舍，要把房間挪些空位置。修改的版本總算被看出了問題必須大大大改，從動機到意識到文獻到章節全部，好，那扇門打開可以看到海報寫show me you are not afraid，不要害怕。知道這些模糊又黏膩不清的東西可以大刀闊斧整頓還挺開心的。到底要怎麼看待問題呢?這是一個問題還是一連串的問題呢?如果無法選擇一個立場和視角，問題是怎麼被組織起來的呢?怎麼把問題梳理清楚呢?曾經我們都著迷於不可能，宇宙的失序失重散亂一地任其飄蕩無所憑依，而後摸摸索索感到憤怒卻使不上力，或者驚訝於某些理所當然，不解釋是否究竟傷害了誰或者真的有誰被傷害了嗎?大部分的事都還是一團迷霧，可是不再那麼奮力的揮手，因為不符合別人的期待而被討厭，是需要在意的事嗎?或者明明我的確在意，可是怎麼樣都開不了口，到底是為什麼呢。太多不安定的時候了，多得有點無法承受。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我希望您為我做一件事，您去隔壁的房間，為我把您的人生寫下來。您在一個鐘頭之內寫您的傳記。您的人生如何?告訴我您是誰。為什麼要為我工作?您的傳記要以這句話作結束：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是……」

霍甫又躺了下去，開始耍玩他的球。他把秘書召來，由她帶我去一間小辦公室。

我能夠敘述有關我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沒什麼好說的。我幾天前才和一位電影製片說過，這人正在找故事，稱之為「素材」，他想勸我寫一個劇本。

「寫點新鮮的，」製片說，「把您非說不可的事寫下來，那就是最好的素材。」

這個好人，他活在哪一個世界呀?有誰想知道這世界是怎麼一回事嗎?恐怖。美麗。冷漠。一種語言的形容詞夠嗎?

「我屬於那個沒有什麼非說不可的世代，」我說，「我們只需要功能罷了，我為了錢而寫，要簽約的，比較誠實。」

「但是您應該有什麼非說不可的吧?」

這位製片憂傷地望著我，而我像一個把一百歐元鈔票還給那位高貴的施予者的乞丐，還說出以下的話：
「謝謝，但我不喜歡您的長相。」

(Michael cornelius, 最美的時刻, p.73-74)